*本文由作者于2012年9月20日在都柏林举行的欧洲东南亚考古学家协会第14次会议上发表。马丁·德尔希、伊曼纽尔·弗朗西斯、罗尔夫·吉贝尔、伊恩·辛克莱、彼得·斯基林和皮特-丹尼尔·斯赞托对早期草稿的形式和内容提供了有益的评论。

　　那本目录没有参考Nugrahani等人早期的研究，也没有给出肖像学的合理解释。只提供了“Dhyani Budha Vajrasattwa(原文如此)”的引证，并且只提到了这些铭文。几年后，Jeffrey Sundberg（桑德伯格）的研究提到的造像及其铭文。他认为密宗佛教在古代Java的历史,也受到中国和日本的影响。需要使用唐朝文本和真言宗的记录解释爪哇佛寺和仪轨;但这一点值得商榷。

　　（此图片未能找到，原论文未有刊载）在《毗罗迦那》Vairocana中，贾依克这个称呼被解释为在坦陀罗文本中经常出现的“奥克拉瑞尼”，这是对毗罗迦那的描述，因此表明了在爪哇的中部时期对这种特殊形式神的崇拜。

　　Jeffrey Sundberg（桑德伯格）对这个雕塑的观察不够完整，而且大多数艺术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对此的解释与桑德伯格的不同。对这件青铜造像作品的研究涉及到它的艺术风格和肖像学。然后我们讨论了铭文与它的古地理特征。

　　1997年11月19日，一群砖匠在Jogonalan区Rejoso村的Jakiyo Sonto Sarjono先生的土地上工作，被一名叫Sarwono的工人锄头碰到了埋在地下的一个罐子。这个罐子被锄头砸碎了，当它被抬起来后，发现下面还有两个罐子，朝相反的方向躺着:一个面朝东，另一个面朝西。此外，在两个朝相反方向的罐子之间，还发现了一个青铜容器和一个青铜浅盘，上面有一个金刚杵和一个铃。在确定了破碎的罐子是空的之后，另外两个罐子被打开了，结果也是空的。相比之下，在受损的青铜容器中，发现了几件青铜制品，其中就有下面这件铜佛像。

　　2013年亚洲艺术刊物回顾提到铭文的文本来源。但我们关心的是Rejoso铜像的起源、年代和有争议的铭文。事实上，在整个佛教世界中，没有其他铭文包含这条咒语，这有助于证明这尊铜像的线月，Arlo Grif iths和Nicolas Revire在三宝垄Ranggawarsita博物馆进行了几次参观，期间他们仔细考察了这尊造像。

　　关于该馆铭文藏品的研究，大多数有关的青铜制品都被保存了下来国家认可瑜伽证书，但自从我们参观了博物馆之后，至少这尊释迦牟尼Rejoso铜像已经陈列出来了。失蜡法铸造的青铜佛坐在一个垫子上,双腿垂足坐,脚放在一个莲花底座上。双手在胸口的高度呈说法印。虽然我们不打算在这里对这些图像进行全面的研究，但我们将提供一些关于这种图像的地理分布、风格、时期和用途的初步说明。

　　这种姿势主要产生于公元1000年前，在印度北部和西部以及印度尼西亚都能发现。早在5世纪Gandhāra（犍陀罗） Sārnāth（斯瓦特）公元6世纪德干高原，马哈拉施特拉邦， Ajaṇṭā阿旃陀石窟Ellorā,埃洛拉石窟等许多地方。在Nālandā（那烂陀）和其他Pāla（帕拉）比哈尔邦和孟加拉地区也能发现。

　　Java发现的类似造像中,可确定时代的大约8到9世纪后期,都有几乎类似的形态。人们会立刻想起爪哇岛中部，靠近破罗浮屠的坎迪.门杜(Candi Mendut)，那里供奉着的主要石像。在爪哇岛还发现了其他这种肖像类型的石头、青铜或陶土图像，但它们的确切出处并不总是为人所知，也不是所有的图像都被仔细的研究发表过。

　　尽管Rejoso铜像和其他来自印度或爪哇的造像在肖像学上大致相似，但我们可以合理地问，所有这些图像是否在产地和风格上有紧密联系。就我们目前所知，只能作出一些初步的观察。来自Rejoso的青铜佛像，虽然具有与印度地区相同的形态，但与其他爪哇或印度的这类图像在细节上有所不同。其面部和头部特征特别是印度北部的不同,额头较宽,但没有卷发,高拱起的眉毛,和一个从侧面看像一只鹦鹉的喙的鼻子。总的来说，面部的圆润和比例，以及头发的处理方式，都表明与印度北部不同，而与爪哇地区有更强的联系。

　　话虽如此，这座造像还有其他一些独特的风格特征，很明显是爪哇风格，而不是印度风格。首先，Rejoso佛展示了一种当地的创新，手指的无名指相对,而不是简单的弯曲。这个手印是与其他已知的此类爪哇造像的标准，最重要的是在坎迪.门杜(Candi Mendut)。在爪哇岛中部以外的地方几乎找不到。

　　这尊可以作为爪哇中部时期(8-10世纪)当地作品的重要标准。此外,佛陀在这里穿的精致的长袍，右肩裸露。而印度北部佛像肩膀都几乎总是覆盖着袈裟或者长袍，这是非常有区别的，也许与当地炎热的气候条件有关，这一点在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较为常见。佛祖两腿之间的衣褶是爪哇图像的另一个典型特征，在印度北部的图像中很少见到。

　　佛座也同样与众不同。Mendut或Kalasan，例如在精致的宝座后有对称平直的纹章、大象，两侧有欢腾的狮子半岛·BOB官方网站。

　　印度笈多而不是Pāla（帕拉）艺术，看到在西方德干Ellorā（埃洛拉），石雕佛像坐佛位于第三石窟有右肩裸露的腿和之间的中央褶的例子(e . g。H s . 1985 p)。

　　两个马卡拉（神兽）转向外，狮子和大象装饰宝座的背光，通常被发现在印度,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在6-8世纪，几乎与佛陀同时出现。但Rejoso佛的宝座是不同的，它没有背板，相反，它是“狮子”类型的有四个动物装饰的台座。

　　这些动物罕见的外观,最有可能混合了不同的物种，比如：狮子(yāḷi或vyāla)和某种有角的生物结合在一起。双耳后的两角弯曲，像公绵羊和山羊的两角。这种有角的生物和狮子的组合在印度经常装饰在宝座上，但在Rejoso佛青铜雕像中，中间弯曲的角，一个独特的特征，从头顶突出，更让人想起大象的鼻子。其中两只“有角的狮子”在王座底座的前面昂首阔步，而另外两只则蹲在后面，随时准备跳出来履行守卫职责。

　　类似的石制“角狮”，虽然尺寸更大，但经常出现在建筑装饰中，或守卫几个爪哇中心寺庙的楼梯上，这些寺庙的历史一般可追溯至8世纪末至9世纪中叶。据Jeannine Auboyer的说法，这些“有角的狮子”暗示着它们所装饰的王座具有强烈的皇室和太阳的象征意义(1937年，第96 - 98页;1949年，第125 - 129页)。

　　Rejoso宝座目前没有back-component（背板）,但肯定有过一个可拆卸的大 “光环”或一种背板连接到底座上，明显的从突起的销子和孔，我们从一个类似的案例可以想象，这可能是什么样子的，例如：Candi Mendut的佛像背光样子。

　　综上所述，Rejoso佛雕塑在几个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从我们简短的风格分析中，我们可以确定，它不是印度的一个完全的复制品或类似姿势的任何较大图标的缩影；也不是一个模型或原型Java中找到。虽然在头部和面部特征上仍然表现出“印度人的特点”，但在手印、长袍的特殊布局和王座上装饰的风格化的“角狮”上，“爪哇元素”也很明显。

　　这些元素被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毫无疑问，Rejoso佛是在8世纪晚期到9世纪上半叶的某个时间在中爪哇当地制造的。因此，我们排除了这种金属造像是直接从印度进口的可能性，尽管它有着方便携带运输的尺寸和在图像后面的东北印度文字铭文(我们将在稍后讨论)这篇文章剩下的部分要讲述的主要是这位佛陀的身份问题。

　　这样的佛像在先前学者的工作,尤其是艺术历史学家。玛丽·乔治·波达第一个警告了关于这种姿势的一些误解，几十年来，学者们往往只把这种姿势归为弥勒菩萨。更仔细的检查确实严重破坏了这种脆弱的认识。有些例子混淆在印度佛像各种Śākyamuni（释迦牟尼）中。

　　关于爪哇金属图像并非简单地从印度进口或复制印度原型的类似观点，见H S. 1994。20.B 1949年，第302页。21. 关于弥勒菩萨的旧争论可以在1901年的G . 186页中看到；F 1905，第49页，n. 1；C 1926年，第124页；1988[1928]，第21-24页；1937年，89-90页；S 1960年，第129页。关于弥勒菩萨的肖像学和关于弥勒菩萨身份的争论，请参阅K 1997，第231-235页和R 2011b。

　　例如，在大英博物馆的一座雕塑中的Pāla王朝期间(8-12世纪)，这也是常见的姿势中作为场景的一部分,〈〈猕猴献蜜〉〉这些叙事场景只能Śākyamuni（释迦牟尼），然而,应该强调,没有一个印度铭文确定。相比之下，在中国，有铭刻的图像在1000年前更为常见，揭示了弥勒菩萨和其他神灵比如：中国的敦煌莫高窟76窟。

　　基于所有诸佛都是平等的，例如第一次布道，实际上是相同的，有人争论说，这个大英博物馆的雕塑可能实际上就是弥勒菩萨(1983年L月，第177页)。如果遵循这一推理，很容易就会有人反对说，这个雕塑也可以代表任何佛陀，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未来的”。

　　Rejoso铜像与马哈拉施特拉邦石窟，在肖像学上的一些相似之处使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基于后来被归类为文本的kriyātantras，传播到爪哇中部。主要实例在Candi Mendut坎迪·门杜特。

　　这种样式一个区域集中出现。Avalokiteśvara-Padmapāṇi（观音菩萨）和unidenti ied菩萨，最有可能Vajrapāṇi（金刚手）或Manjuśr（文殊菩萨）在自己的左和右。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央佛代表Śākyamuni（释迦牟尼）。

　　因此，除非有铭文支持，否则仍然存在争论问题。的确，弥勒Ketumatī作为未来佛的布道,有些时候等同于Śākyamuni在现场第一次布道。Śākyamuni说:“佛是我自己一个不同的名称。”后来密宗文本使用名字(Mahā)法身和Śākyamuni互换。

　　在适当的时候,“法身似乎纯粹和简单地取代Śākyamuni在座位上的说教。因此，所有佛陀都是相关的，似乎是一个深刻的真理，应该在更坚实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考虑到这种多重象征的可能性，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佛像背面的铭文，看看它是否能阐明其含义。

　　这个通用的dharmāḥ语法在印度教和佛教是非常普遍的,特别是在其他几个爪哇中部佛教铭文中,即著名的Siddhamātr̥kā铭文在石头与Śailendra（夏莲特拉）王朝Kelurak的铭文, Kalasan（卡拉桑）也能看到。

　　虽然目前的学者认为它表示吉祥的单词siddham，但上述梵文铭文的制作者们要么忽略了这个符号，要么误解了这个符号。

　　假设铭文与雕塑是同时代的。我们考虑过这个问题是失蜡法直接铸造出文字,或者是后期錾刻上去的。虽然在我们看来,这个铭文不是雕刻的蜡模。

　　与Rejoso佛类似,据我们所知铭文刻有dharmāḥ语法的各地馆藏都有一些，我们没有尝试这种情况详尽的列表,这里引用Siddhamātr̥kā青铜的形象，Manjuśrī青铜的形象，Avalokiteśvara在博物馆柏林，Jambhala在博物馆巴黎,银质Mahāpratisarā在莱顿的人种学博物馆，镀金青铜Padmapāṇi在雅加达国家博物馆。

　　总之，尽管最近有一些发现，包括Rejoso佛，使用这种书写形式的铭文的数量，而不是占主导地位的JAVA文字，在印度尼西亚仍然非常有限.铭文没有记录日期。罕见的Siddhamātr̥kā在爪哇的铭文，对于产地源头的比较，可取的成熟的例子在印度东部,在大Bengal-Bihar孟加拉地区8和10世纪常见。在考虑个别产地特征之前，强调考察整个文字结构的系统性是很重要的。Java和古老的孟加拉,有明确的书面证据证明古代佛之间的直接接触。

　　这个铭文：即mātrā顶部的形成稳固的三角楔的形式。三角楔形文字是从4-5世纪盛行于恒河河谷中部，格奥尔格·布勒(Georg Buhler)称之为“垂饰”(pendant)的实心三角形，是由恒河流域中部的变种发展而来的。

　　每个字母的主要垂直笔画(通常在右边)，形成朝向内部的凹轮廓(因此朝向外部是不规则的并与水平面形成锐角的右下方主垂线世纪中叶,三角head-mark仍然模糊,垂直元素尚未出现，采取曲线向左,不形成锐角。成熟的发展阶段(称为Gauḍī)。

　　事实上，这个铭文是由 吉那吉 组成的可能与图像识别应用的问题有关。

　　在所有的咒语家族中。首先，应该一次发音两次、七次或一次。然后必须展示印章。不应采用其他程序，它是众神的心。

　　字母Y是所有Yakṣas的核心，字母P̥楼陀罗的心脏。可敬的人们啊，这就是那颗叫做单音节的心。这个单音节的咒语是所有咒语的核心。

　　只是在后来的文本中，维罗卡那和咒符吉那吉之间的联系似乎变得标准化了。这些文本中的大多数似乎可以追溯到11世纪或者更晚。由此可见，可能在制作Rejoso佛图像时，以上这些修行过程需要的咒语已经传播到爪哇地区了。

　　我们倾向于从我们收集的印尼佛像中得到启示，释迦牟尼与观音菩萨和文殊菩萨。这种图像，在南方很普遍，在东南亚的区域也有，诚然，这种三位一体的组合在印度西部的石窟中更为常见，事实上，它是那里的一般规律，而不是例外。

　　就像我们可以在几个公共或私人收藏，中观察到的少数保存完好的爪哇微型造像。或巨大的一个仍然在Candi Mendut坎迪门杜特。因为除了这些，还有来自东南亚其他地方的书面证据，与我们的雕塑几乎是同时代的，不仅表明这种组合在亚洲佛教的这一地区确实很有名，而且还为中心的佛陀提供了名字。我们可以首先完整地引用一段来自古爪哇教义的文字

　　这段文字被认为可以追溯到10世纪中叶的中爪哇时期和东爪哇时期之间的过渡时期。我们在此要提到的第二件书面证据是Chaiya或Nakhon Si Thammarat的铭文(在早期学术文献中称为“Ligor的铭文”)，它起源于现在的泰国南部。这段文字可以追溯到775年，最早由乔治·科德斯(1918年)发表。

　　总而言之,如果一个名称必须分配给Rejoso佛,我们这些证据的基础上,将倾向于简单的名字Śākyamuni（释迦牟尼佛）最后，在中爪哇省的密宗环境中，很可能是在9世纪上半叶， 吉那吉咒 被刻在这个雕塑上，这与南亚佛教的趋势相呼应。因此，Rejoso佛和铭文也许被理解为“密宗Śākyamuni”（释迦牟尼）在爪哇的一个重要参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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